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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父之后：在不寻与重寻之间——评张承志《北方的河》

胡一帆 · 2023.5.11–14

这篇文章写于2023年，仍带着青涩，是我对文艺批评的一次早期尝试。

每当大众谈及张承志时，对其作品的探讨总伴随着对其人其事的称奇，作为“红卫兵发明人”与“中式原教旨伊斯兰”的张承志比作为作家的张承志更为人所乐道。不能否认这之中存在错认甚至猎奇的成分，但其亦为阅读张承志的作品及衡量其文学史位置提供了可供参鉴的坐标。张氏早期作品常见的知青回忆及插队景观，及作为后期作品主题喷涌出的炽热宗教情感，皆与此诸名号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当“清华附中红卫兵五十年来追求的革命信念”与“两百年来哲合忍耶坚守的精神”1缠绕交织时，我们如何进入到张承志的文学或曰精神世界之中？对其创作历程的文学史式考论似是可行之策，但总不免有预设答案并由后推前之嫌，不妨径直进入到作品里，在文字构拟出的空间与孔洞之中，让张承志自己言说自己。

笔者选取《北方的河》的考量正在于此。首先是作为主角的北京知青“他”的种种经历如参与红卫兵、下乡边疆、考研究生等即带有自传意味，且变幻无常的“他”“你”人称与充斥全篇的心理描写常给读者一种人沉思凝视自己灵魂并尝试与之对话的感觉。此篇作品既保持了其前作品如《黑骏马》的兼具青年热情昂扬与硬朗深沉的精神气质，而于所熟习的边疆书写之上又倾注了有类其后的“寻根文学”式书写的问题意识。而其亘于所谓“知青文学”与“寻根文学”间的模糊位置2，亦正使其成为观察关联前后二者的“共同体重建”主题是如何从属于知青群体的“信仰崩塌与精神疗愈”上升至整体民族国家层面的“一个人发掘、认识自我与民族大我正确关系的过程……本质性的建构过程”3的适宜文本。张承志个人的“草原上的独骑与圣战者”4气质，体现于其文字之“不懈的对于理想的坚守和追求那种抒情、宣泄的表达方式”“坚持在严峻的现实里发现理想的光彩”5，这不惟对青年阅读群体具备极大的精神感染力，更隐喻着他那“笔不是在写作而是在画着鲜艳的画，在指挥着痴狂的歌”的无对象性之“自己肉躯之内的一种渴望”6，实则总是要藉依着具体对象物来作为可把握、可倾诉的实在寄托，或者说，是这种精神渴望总要与其所心神契应的现实资源达成某种耦合，由此在对后者的笃信服膺之下的种种抗争、追求甚至牺牲之中，个人的原初精神冲动与这作为精神对象的崇高客体共同达致了彻底的绽放。

虽然这本身可能就是某种“想象的共同体”式的误认，而当这具体对象遭遇到个体精神无法抵抗的现实冲击之时，不惟这对象要经历崩塌与重建的过程，个体先前始终高扬的精神渴望亦会蒙上些许忧愁躁郁的色调，但这似乎仅限于共同体崩塌与重建间的空档期之中。更何况当具体对象在经历此诸反复之中，它便会以愈加内置、隐蔽的姿态为主体所把握，换言之，主体的精神渴望所藉依的对象愈发地跃出现实而进入到精神之中了，也即它更加心神契应地与主体发生了耦合，甚至已经被主体把握为其精神之中的一部分——从早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少年对朦胧不清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宣言书与大字报，到“文革”后歌颂山川原野以拥抱宏大“中国”认同中的“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7，再到注目哲合忍耶并歌颂其“为主道牺牲，只求死不求生”的牺牲之道“从一种外来的伊斯兰教派逐渐变成中国文化的一种精华”8，我们正见证着张承志在那“自己肉躯之内的一种渴望”的驱动下，始终不竭的对念兹在兹的精神崇高客体的追求，这与“文革”后剧烈变动的国人心灵呈现出同构但异质的特征，亦由此在文学史上接榫起“知青文学”至“寻根文学”的转向。

前已述及，《北方的河》正亘于“知青文学”与“寻根文学”之间，这种文学史划分的定位固然属于某种后见之明，但仅就本篇的直接阅读感受而言，它在分享了作为前者“一代人”共同记忆的自证焦虑与现实惶惑的同时，又尝试在与国家社会政治捆缚的个人经历叙写之上，自独属“一代人”的群体回忆上升到为“中国人”所共享、所依托的整体民族国家。这首先体现于故事正式展开前的一段文字：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来看，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第1页）

即便“我们这一代”种种意义自证的焦虑被“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缓释甚至消解，仍会因个人精神层面的摇摆漂浮而面临着“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为什么？张承志以一种“母体”神话寄托了他对“力”即前述“肉躯之内的一种渴望”的想要释放喷薄而不得的苦恼，由此则病态软弱的呻吟被激情欢快的叫喊取代，萎靡颓丧的伤痛旧体一变为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但这以蜷缩于“母体”即“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为前提，惟其如此，他心心念念的意义问题才能得到解答。但先前所说的那“一个公正而又深刻的认识”又是什么？可以发现此段实则构成了一种看似自洽的循环论证。先是期待着崇高精神客体来“为我们总结”，而因个人精神之不定而残存下的“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仍会造成所谓困扰，则须再度藉依崇高客体来代为解决——但起初寄附于它的动机不正是出于个人精神即“自己肉躯之内的一种渴望”的困恼焦虑吗？为何在对精神客体的反复征询之后，个人精神甚至已退缩到了不值得被言说的地步？不是说“寻根的意义不只在于追寻文化历史之渊源，更在于剖析人性人生之曲折”9吗？为何作为精神客体的“根”本身反而成为了“人”所寄附并从属的主体？又为何主体没有意识到其所处的附庸处境，反更能超渡过往以高唱精神赞歌？还是说，在对崇高精神客体的顶礼膜拜声中，主体已与之融为一体？

仍要从“文革”刚结束时有待疗愈的种种“伤痕”来说起。“正是在渗透于被害者的意识的、极其严肃的、让人感觉悲壮的气氛、心情之中，‘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开始起步。”10诸如《班主任》中张老师那相较于对“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虫”近乎声泪俱下的批判谴责远为柔弱、寥寥无几且流于叹息的对自我、对“乌云压顶的形势”的根本反问，《伤痕》中晓华面对去世的母亲哭诉“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戴下的”后吊诡地紧接着的“我一定不忘华主席的恩情，跟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业的力量”口号话语，正反映出彼时弥漫人们心中的某种心态：“不倦地继续寻找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的伟大母亲。原以为引导自己、保护自己的伟大母亲，实际上不是母亲。尽管如此，不，正因为如此，才想再次寻找真正的母亲。”那么在其后是否真的就是“作家们各自探求适应在没有母亲、失去母亲的状态下应该采取的立足点”，即所谓“失去母亲的时代”11？

张承志以这篇作品或许的确以“波涛翻滚的几条大河向着我们的文学事业发起了勇猛的冲击”，但是否“它的出现展示着一种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姿态、新的快乐和庄严、新的胸怀、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12？这个问题和上段末尾的问题可以一并讨论，有趣的是，篇中把“母亲”喻体以更具对崇高精神客体的服膺乃至皈依意味的“父亲”代替，甚至可以说，通篇讲述的正是主角“他”借巡礼河流、考研究生与写诗等行动来寻找并应召于“父亲”的故事，但这并不同于“伤痕”及更前的以对政权领袖的确信与崇拜为基础的、具体但茫远的“母亲”，而是作为民族脊梁精神血脉的河象征的、抽象但可感的“父亲”。后者较前者是更广大更宏阔的形象，但却是以更个人性、更情感性的形式与主体发生心契神应的耦合：

你告诉我一切吧，黄河，让我把一切全写上那张考卷，让那些看卷的老头目瞪口呆。那将不是考卷，而是一支歌，一首诗，一曲永恒的关于父与子的音乐。老头们的试卷真能容纳它么？他问自己。不可能，他又回答自己。这是写不出来的，也不应当告诉别人的一个秘密。你原来那么傻，他嘲笑着自己，你忘了那次横渡黄河时究竟有没有什么神示或者特殊的感觉。（第17页）

“秘密”“神示”道出了这种“父亲”式的精神客体与先前“母亲”的关键差异，即它是以超现实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投射进现实之中，且是以更为抽象因而也更具解释空间的方式整全地将主体纳入其中，它以更为崇高同时也更为内嵌的姿态充当了主体的精神根底。这种高出现实的精神客体因其不是藉依于具体对象而实际是选择了具体对象，使得现实诸种很难对其产生根本意义上的撼动与颠覆，至多是在其所选择的具体对象发生摆动的空档中可能有些微黯淡清冷，但它旋即便会再度寻得适宜的替代选择并重归于生机跃动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起初作为促使寻求它的原初动力的“肉躯之内的一种渴望”达致了近乎严丝合缝的重叠，即便是主体自身亦已难分辨，他是受自身精神渴望的驱动，还是受那精神客体的驱动，尤其是张承志借热血青年横渡黄河等叙写来赞颂的那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因为对后者至为关键的构拟基础便是对某种“民族精神/品格”的整体想象，它如神圣父亲般对主体发出崇高且私密的心灵呼唤，而这不可避免地将自然漫漶或被主体自发地投射至现实之中。

如果重审上文引述的“母亲时代”与“失去母亲的时代”的文学史划分，则不难发现“父亲”这的确存在且延续至今的喻体的缺位，或许是因为后者的隐蔽姿态，或许是因为后者的崇高性已成为不假思索的默认前提，但不妨将“失去母亲的时代”改为“父亲时代”，虽然后者亦有“各自探求适应在没有母亲、失去母亲的状态下应该采取的立足点”的动向，但失去母亲之后迎来的就是“一种共同享有的、深信不疑的、强烈的、精神身上的优越感”13的父亲？上段末尾所言的自然漫漶或自然投射，在文中爆发为饱含“弑父”意味的一段心语：

“我从小……没有父亲。我多少年把什么父亲忘得一干二净。那个人把我妈甩啦——那个狗杂种，……我多少年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长成一个块大劲足的男子汉。那时我将找到他，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狠狠地揍他那张脸。”……我从小不会叫“爸爸”这个恶心词儿，也没想过我该有个父亲。（第16页）

如若只是对不负责任的生父的责骂，自是在酸楚委屈后平常自然的恨意流露，与之相对的“可是我有一个伟大的妈妈”“我有了她，一生什么全够了”同出于此。这种具象的好恶心理与前述的“母亲时代”亦相通，在此意义上“他”所咒骂的“父亲”实则是一个虚假的、不可靠的“母亲”的隐喻，而对伟大母亲的称颂和前者“再次寻找真正的母亲”的动机相同，即需要在现实中寻得具象的可藉依的精神客体，概言之，“他”杀死了那个“母亲”意义上的“父亲”，并暗自立下誓言再不去寻找这“父亲”，可是他在“母亲”意义上完成的弑父行动，却导向了“父亲”意义上对作为精神崇高客体的河流“父亲”的再认：

他颤着手指划亮一根火柴，点燃一支香烟。可是，今天你忽然间发现，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父亲，而且你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他喷出一团烟雾，哦，今天真好，今天你给自己找到了父亲——这就是他，黄河。他默默想着，沉入了自己的感动。（第16页）

“黄河父亲”，他借用了长久以“母亲河”形象呈现的黄河，并将其与长期存于己身的精神冲动相耦合，而后将自身投入到“黄河的儿子”式的热忱膜拜之中，由此己身种种行动获得了近乎宗教阐释学式的升华：横渡黄河的冲动，“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第21页）；对当年渡河为何成功的反思，“黄河是你的父亲，他在暗暗地保护着他的小儿子”（第18页）“你是仗着黄河父亲的庇护和宽容才横渡成功”（第22页）；多年后再度横渡的体验，“黄河父亲又一次卫护了我”（第23页）“黄河父亲，我感激你”（第24页）！而“她”在此处实则象征着失去了“母亲”意义上的“父亲”，而尚未觅得“父亲”意义上的“父亲”时的“他”，“她”回忆父亲被红卫兵打死时的疲惫、忧郁与低头颤抖，与“他”的咬牙切齿对比鲜明；“他”在心中对“她”发出的“我愿对你承担责任”“应该对她温和一点”的考量，实则和对自己“今天我已经不是那只肤浅的小鸭子”的成长宣言相通，竟有种寻得“父亲”后自渡渡人的意味；“她”那“糟糕，我好像爱上他啦”的想法及拍下横渡照片时的“紧张的笑纹”，似正是以伟岸雄健的“他”来填补了当年被打死的父亲的空缺，只是这并未上升到一种精神的层面，用张承志小序的话来说，便是仍留下了“深刻的悲观的基础”，其后在徐华北与“他”之间的摇摆不定与“唉，你们都是好人哪”的叹息说明“她”仍处在需要外人的“母亲时代”，而“他”已是受到“父亲”崇高呼唤的人，“这一切和我之间最终是不一样的”（第81页）。

或许最终“十二岁的小女孩找到了她的岩石，华北找到了他的胜利，你找到了你的北方的河。我们都找到了自己追求的东西”（第93页），而在深层精神上的差异分明却不能由此掩盖。“她”，十二岁目睹父亲被打死的小女孩，仍在寻找可栖的“岩石，我们理想中的依靠”（第89页）来填补“母亲”的空缺；徐华北，在对种种不公委屈的暴怒嘶吼中，用“会咬的牙”（第61页）来杀死曾笃信但被抛弃的“母亲”，“艺术”也许是他所寻得的“靠这一步跳出坑来”（第67页）的“父亲”；“他”，在以北方的河支撑起“父亲”的崇高信仰之后，却仍面临着“并不受那些河的主宰”而“正在有力地否定他的思想”（第68页）的陌生环境……但是，亲手杀死或不停寻觅“母亲”也好，虔诚皈依或狂热笃信“父亲”也罢，不惟是属于一代人的精神体验，甚至是无数正在或将要步入“青春”的人无可逃脱的生命悲欢，“他隐约觉察到自己好像有过不少错误、偏激和分寸失当的地方，但他又感到这一切都根本无法避免”（第95页）。在结尾黑龙江隆隆解冻后的滚滚洪流中，在冈林信康低沉沙哑的歌声中，张承志仍在飞扬着精神渴望的狂舞，但似乎又将一切消解在“明天-新世界”的晨曦中：

你的疼痛的深切

我当然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离得远了

其实一直是近在眼前

是呵，我就是我

我不能变成你

就连你在那儿独自苦斗

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我们两人都经受着考验

而你究竟是我的谁

如果一切将从此崩溃

那么我又曾是你的谁

……

注释

  1. 许子东：《重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II，香港：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46页。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2页。
  3.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陕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
  4. 张承志：《草原上的独骑与圣战者》，录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1993年，第190页。
  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47页。
  6. 张承志：《自序》，录氏著《神示的诗篇》，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
  7. 张承志：《北方的河》，录氏著《北方的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页。按后文引用本书时，仅于引文后标注页码，不作详细引注说明。
  8. 张承志：《心灵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
  9. 王德威：《吾土吾民——评李锐的〈青石涧〉》，录氏著《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台北：远流，1991年，第148页。
  10. 〔日〕近藤直子 著，廖金球 译：《有狼的风景：读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11. 〔日〕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读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第69–70页。
  12. 王蒙：《大地和青春的礼赞——〈北方的河〉读后》，《文艺报》1984年第3期。
  13. 〔英〕安东尼·D. 史密斯 著，龚维斌、良警宇 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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