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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抉理路与外塑图景——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读书笔记

胡一帆 · 2022.12.10–15

这是笔者初次尝试书评写作的作品。如今回看,写得有些过于学术,以至于显得无聊。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简称《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尚未正式出版时便引发学界关注,自出版后更激起诸多书评及会议从不同学科视角作出的热烈讨论。据余先生自述,此书原为应人之托而为《朱子文集》作序,而后“史料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逼使我步步深入,终于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方向”1,遂成五十万余字之千页巨著。此书不仅在其起笔时所用意聚焦的“哲学化”问题——即关注理学研究的思想理路谱系的学术方法中引发讨论;2作为其视角及方法的“历史化”,也即“内在理路(inner logic)”与“重构世界”兼重的研究观点亦在政治史及文化史研究中获得关注。3虽其间持褒扬或批评意见者皆有之且呈分化甚至大相径异之态,但自此亦正可见此书内容创见之深与影响之大,近年亦罕有能在诸愈发专精化的学科研究之间引发如此热议者。本文限于篇幅及能力,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学界已有之关于此书的丰富讨论展开评述。故重点关注本书于“范式(paradigm)”意义上颇具影响的“内在理路”与“重构世界”两端,以此统摄对本文内容的简要引述,并结合学界近年的新动态对其进行再讨论。当然,在进入内容简介及范式评价之前,本文首先要对余先生学术之历程及其所处之学术界背景进行回顾,以期更好地进入先生的治学面向或曰问题意识,从而对本书内容及其思想方法获得更深切的认识,或许这种“知人论世”的述评方式本身就是对余先生此书所发创见的一种致敬。4

一、余英时:“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先生于《我走过的路》一文中,自述“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艰难的”,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37—1946年,乡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三阶段。5在回忆录、访谈及其后学所作回忆文章中,大都以此三阶段划分对余先生的学术历程及其所与互动的历史背景进行回顾。6本部分即参考此诸文本以串起脉络,重点关注此历程及背景中对先生的治学面向及问题意识起塑造作用的部分。

余先生于1930年出生于天津,因其父余协中自1929年至1930年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7后随父亲先后至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于同年10月返回安徽潜山县官庄乡老家,自此开始其八年的童年乡居生活及其后近一年的桐城城居生活及中学学习。乡居生活所濡染的“自然教育”及“社会教育”对余先生影响颇大,据其后来回忆“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8这一阶段的“书本教育”,即传统式私塾教育,更使其受到旧学熏染,对古典小说的兴趣与泛读又使其对通俗文化有较为亲切的了解。其自1945年至1946年于桐城县随舅家生活,之前已至桐城入中学,然因战时背景及地方文化,其“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更加深了,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9

抗战胜利(1945年8月)余英时尚在桐城等待父亲将其接去而未继续上学,其父此时则赴沈阳创立东北中正大学。其自1946年6月后先后辗转南京、北平,至同年夏方得与分别九年的父亲会面。而后余父使其短时间内补修现代课程,故于1946—1947年间其大量补习先前旧学未具的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并于1947年夏考入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至1947年底因局势而至北平,学业中断。十个月后即1948年11月又自北平流亡至上海。后于1949年夏奉父命留于上海料理家事,同年秋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这一阶段对余先生的思想及学术具有潜在而重大的意义,一则其意识到学识兴趣使之“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10,二则这一时期其对“五四”及马克思主义的大量阅读与思考,似为其之后对“传统”及“现代”兼摄并比较的治学取径作了铺垫。其后来对“西方中心论”的反对与对“中西文化会通之道”的追求,亦可追溯到这一时期作为“温和的西化派”而进行的对五四思潮及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本文所评《朱熹的历史世界》书中的“内在理路”与“重构世界”的概念方法,亦与此时其所修习的《西方哲学史》课程存在关联,即“我以后研究思想并不专重抽象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或许是从这门课程中得到的启发。”11

1949年底余英时受到家中自香港的来信,遂于1950年元月至香港探望父母,自此留下未返北京。同年2月进入钱穆先生等人于1949年秋创办的新亚书院,正式入钱先生门下,颇得其“有如家人子弟,远在一般师生关系之上”12的关怀照料,自此“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13。这一阶段受钱穆、唐君毅等传统派学人濡染颇深,不仅在学术规范及典籍阅读上得到训练,对文化整体性亦有了更深的思考,甚而“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14。与此同时,先生继续保持着对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注,其延续了先前对“文化会通”的思考,既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又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15,这与作为新亚书院精神核心的“中、外文化并重和沟通世界文化”16亦是相通的。

1955年余英时获哈佛燕京学社推荐提名,同年秋以访问学人身份至哈佛大学,后又以博士研究生身份学习至1962年1月。余先生得以将先前个人“在暗中探索,理解是肤浅的”17对西方学问的关注进行正式的、系统的研习。此阶段余英时获得了杨连陞先生的指导,杨先生“富于批评、考证谨严、眼光锐利、分析精到、评论深刻”的治学特点及哈佛严格的学术训练,使其纠正了过往“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进而“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18。更堪关注的是余先生对在美国的中国人文学者研究面向的回顾与展望,因其所体现出的学术史意识亦含有先生个人的治学面向之寄托。先生将自1915年至1925年间及1930年代晚期至1940年代中期的两个阶段分别概括为“中国现代人文研究的开端”与“商量旧学,涵养新知”,而将自身所处的1950年代视作是“全新的转向”。19余先生对高友工、张光直二位先生“不仅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也将自己原创性的观念和不同的视野带了进来”,进而“在学成之后对美国(和西方)的‘中国研究’或‘汉学(sinology)’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广了,也加深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美国(和西方的)的‘中国研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之面目一新”20等诸评价,实亦有自期之意。

以上是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历程及所处学界背景的简要回顾。不难发现,先生早年对“传统”及“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考贯穿起了终生学术关注的主线,而其东西兼摄、新旧合冶的从学经历又对其在“人类文化大同小异”视野下“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21,进而思考“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22的治学路径具有极大的塑造作用,对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23的研究方法亦启示颇明。

由此反观本文关注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则自可明此书宗旨即在以“内在理路”及“重构世界”的方法实现对“西方中心论”及“西方典型论”笼罩下“牵强的比附”式的“哲学化”抽离宋明理学的旧做法的反拨,而这部晚年巨著更是要纳入到先生秉持终生的问题意识谱系中来理解的。这部“关于有宋一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焦距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24,实则是借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管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阶层25,进而达致对宋明理学及儒学大传统的基本认识。而思想方法上的创见及史料运用之娴熟则为此提供了支撑,虽然此书日后所为人关注的更多在本文将要介绍的“内在理路”与“重构世界”等思想方法层面,但余先生在其中所寄寓的“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师钱宾四先生语)”及在此上对“中西文化会通之道”的孜孜探索更是应当体认并敬重的。

二、内抉理路:儒学整体动向中的一条主线

“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26余英时先生于1976年出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27一书是其对“内在理路”最早的系统阐述及个案运用。此书将清代考证学家及宋明理学家置于同一“研究传统”之中,因其所处理的文献典籍及对此中“道”的追寻是一脉相承的,即“这是儒学传统内部的问题,自有其本身发展与转变的内在要求,不必与外缘影响息息相关。”28此书重在阐明“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并期以此“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determinism)的迷信”29。同时亦非以此与“外缘影响”相对立,即“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缘解释,而且也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30,只是虽“学术思想的发展绝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然而只讲外缘,忽略了‘内在理路’,则学术思想史终无法讲得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31可见此书乃出于对旧式“外缘决定论”的矫枉而作,然而出版后却被误解为“治思想史有取‘内’舍‘外’的偏向”32,虽其后于论著中多次解释曰“自始便注重思想动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33而仍未平论议,故其后于2003年初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可视为对此诸论议的再度回应,亦为对个人先前“‘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各有其应用的范围,离则两美,合则两伤”二分观点的合一圆融的突破尝试。34

那么,如何展开此突破尝试?作者以“历史世界”概念承继了“知人论世”的史学传统,即在“知人”方面关注朱熹作为理学家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与政治关切,及其个人所处的政治集体、政治关系与政治网络;而在“论世”方面则关注其时的政治气候、政治体制与政治局面。又以“政治文化”概念将其统摄整合,即如自序开篇所言,“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中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于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中。”35而关键的问题是,朱熹个人所处的历史世界并非仅是其个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而其实际更多是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存在着的,即此历史世界的起源及其形成可上溯至北宋乃至更早的古文运动,而其在承继此道统、学统与政统之后又对后来历史世界的再塑造起了极大作用。因而本书的整体逻辑便是相互嵌扣的,即一方面以朱熹之前即北宋的政治文化与儒学发展来照进朱熹所处的历史世界及对其个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以朱熹之一关键人物为视点来呈现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整体面貌。

这种“内抉理路”与“外塑图景”交织并用的思想方法体现在本书的结构上。本书分为“通论”与“专论”上下两篇,各篇内亦先设绪说而后再分章详论,绪说及各章自成一体而又相互连缀。上篇绪说整体阐述儒学及政治文化间的互动。以儒学动向为主脉而将北宋儒学发展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发源于宋初秉继韩愈古文运动及辟佛的宋初古文运动,而成熟于庆历新政时期,此阶段士大夫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为共识观念;第二阶段则以王安石荆公新学为源头,而成熟于熙宁变法时期,此阶段士大夫正式将先前推崇三代的外王理想转化为大规模的对政治及社会文化的改革行动;第三阶段则以道学兴起为源头,其不同于前者处即在于强调以“道德性命之学”的内圣作为改革社会的外王理想之基础,而终极关怀仍在于外王即对于政治及社会的变革,这阶段即朱熹所处的历史世界。上篇一至七章则为这一绪说的细化详论,自“三代”理想及“士”的地位与主体意识显现来观察现实权力互动,引出以秩序重建为共同关怀下的“国是”党争及士大夫的分化,可视为对北宋至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之通论,即“通两宋而论述,以透显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整体背景”(387)。下篇则专论朱熹时代即孝宗光宗时期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亦即理学家与权力体系间的复杂互动,并将“内在理路”转化为心态史学视角对理学家及宋孝宗等人的心理结构进行深入探索,以此内外两面共同描摹出其时的政治文化世界,此部分将在“外塑图景”部分详细评述。

此处的“内抉理路”与过往将此理路理解为专讲心灵理气内圣之学的“转向内在”说亦有不同,甚至可以被认作是对此说的“挑战”,因而引发其后诸如“哥白尼的迴转”式的“摧毁了理学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亦即摧毁了理学家辛苦建立起来的绝对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36的批评争论。事实上,据作者个人于书中所述,其过去亦相信这种“理学家因专情于内圣之学的建立,对实际政治似乎抱着一种可即可离的意态”的历史解释,然而“在研究了南宋理学家的政治活动之后,我却不禁发生一个重大的疑问:如果上述的看法可信,我们又怎样理解大批理学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异常活跃这一现象?”(399)因而其转而强调“将道学或理学看作宋代儒学整体动向的一个部分或一个阶段”,因为如将宋代儒学自身动向作为主要视点则可发现其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儒家要求重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45)。在这个“秩序重建”的主线之下,其将宋代儒学整体动向划分为上段概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端于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宋初古文运动,而由于儒学是“自宋初以来便随着时代的要求而跃动”(36,另可参第六章“秩序重建”对此的详细论述,289—314)的,故而这些继承者们在面临长期战乱后时代对于安定秩序的需求时,便“已不能满足于补偏救弊,而是要求根据‘尧、舜、三王治人之道’重新建造政治、文化秩序”(36),其相应的学术形态是“治道取向”的“经学”,庆历新政标志着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正式成熟,并由此塑造了“宋代儒学的动向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特质”(37)。第二阶段承继第一阶段的儒学动向与政治文化,以荆公新学为其开端而于熙宁变法的实践作为其成熟的象征。荆公新学将第一阶段的“外王”向“内圣”开拓,因前一阶段“关怀大体偏重在政治秩序方面,对于‘道德性命’之说则测涉未深”,而至迟于熙宁变法时期则“‘内圣’和‘外王’必须兼备的意识已出现了”——王安石即以道德性命之说作为“内圣”之学,以周礼三代作为其“外王”理想,这被同时期的道学家如程颐、程颢等所观摩并批评,而后者更多是与其共享了共建秩序的关怀并吸收了“内圣外王”的框架,这亦是处在整体的儒学动向框架之中的。第三阶段即以第二阶段的道学起源为其始端,而其与荆公新学细微不同处即在于其更强调将道德性命之学之“内圣”作为重建秩序之“外王”的基础,然而其根本关怀仍在于“外王”,“内圣”的努力可以视作是“为重建人间秩序寻求宇宙论及形而上的根据”(109)。这解释了余英时上文提出的对“转向内在”说的质疑,即朱熹所处的淳熙绍熙时代的理学家政治文化仍然是在庆历熙宁时代儒学的整体动向的延续,故王安石与神宗的君臣遇合与“得君行道”对其是极大的精神激励,促使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异常活跃”,因而作者将朱熹的时代称作“后王安石时代”(421),即着眼于其在“内在理路”上的连续性。

三、外塑图景:重绘政治运作的“确定项”与“不确定项”

上节所述宋代儒学整体动向中“重建秩序”的主线已解答了“大批理学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异常活跃”的原因,而这仅是泛泛地在“理路”上的论说即“通论”,即仅对理学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及主动性进行阐明。而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间的张力更能反映实际情形,而这一实际情形作为“遗失的环节已湮没了八百年之久”(390),即孝光宁三朝间自孝宗晚年部署革新、其后禅位光宗,却仍以理学士大夫联盟影响朝政;光宗即位不久即精神失常,至孝宗死后便内禅宁宗;宁宗即位后官僚集团利用皇权以“庆元党禁”将理学士大夫驱逐出权力世界这个跨越三朝而内里联结紧密的“遗失的环节”,具体聚焦在孝宗朝理学士大夫的政治活动、皇帝个人的心理构想与部署及与官僚集团的政治角力。可见此政治框架中有皇权、理学士大夫、官僚集团三者的复杂互动,且各群体内部亦不时存有分化,此诸互动与分化即形成了朱熹历史世界中的政治运作图景。作者所致力的即“遍考文献,重新建构一切与之相关的人与事”(390),描绘其中较为“确定”的结构性因素及“不确定”的事件性因素。

故本书下篇绪说即总结说,“从淳熙十五年到庆元初年,理学集团、官僚集团和皇权是权力世界三股原动力,三者各有相对的自主性但同时也是互动的,不能截然分开。”(394)而后概说了此一时期孝宗“末年之政”及其与光宗之间的心理冲突,以此为主体来考察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于此间的碰撞角力,最后至宁宗即位后的庆元党禁及其十余年的余波,标志着宋代理学家集团被官僚集团利用皇权正式排挤出权力中枢,而二者的斗争自始便是“士大夫”中不同政治取向的斗争,换言之,理学家以政治理想与皇权结合(孝宗)而进入中枢,其被逐出则是由于权力重组引发官僚集团士大夫们的政治排挤,即其以政治理想入朝而以政治实践出朝,横亘其中的则既有较为确定的法度化了的“国是”及其附带的党争,亦有难以确定的“皇极”即既定权力结构中皇帝个人的心理好恶因素,亦正是这些“确定”的结构性因素与“不确定”的事件性因素共同构成了此阶段的政治世界图景。

故作者在第八章泛论此一时段理学家如朱熹、陆九渊“得君行道”期待中“内圣外王”的政治文化之新动向之后,于第九至第十二章则“通过对一系列关键问题与个别事件的考释,以彰显南宋政治文化的特殊面貌”(456)。将讨论时段集中于淳熙八年(1181,王淮执政之始)与庆元元年(1195,党禁之始)跨三朝而实仅十四五年的政海波澜,而分别在第九章以理学家为主视点,刻画向往“得君行道”的理学士大夫与职业官僚群之间的冲突与起伏;第十、十二章以皇权为主视点,以心理史方法描摹出志在“恢复”而积极推动“末年之政”的孝宗、自幼受制怨愤其父(孝宗)而施政起居(“意我”)总受限制(“把定”)以至精神失序的光宗,后至宁宗即位爆发党禁而终应“天下之大祸,始于‘道学’,而终于‘皇极’”(840,引绍熙元年周南语)之预言而祸发;第十一章以职业官僚为主视点,刻画此无“行道”抱负而善争权夺利之团体的起源及其传承。将此四章统合而观,自可明了此间政治图景中三股力量的交织。皇权“自然是最主要、也最有决定性的力量,因为根据儒家的理论,发号施令的权力枢纽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622-623),而正因如此其亦常处在“意我”与“把定”间的交叠状态,是“不确定”的。而理学家集团整体“倾向于重建理想秩序”,职业官僚集团整体“倾向于保持现状”,此二者“力量虽远不能与皇权相比,却也各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非完全听命于皇权。它们一方面争取皇权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通过种种方式企图影响皇权运行的方向”(623),其各自所抱持的关切与受既定体系限制的自主性使得其受到框定,因而较为“确定”。

作者对此皇权、官僚、理学三股权力世界中的原动力之刻画分析实为“先分后合”,由此更可见个中复杂互动的生动活泛的政治图景。而其具创见处更在于这种原动力式的刻画分析对传统的政治集团分析方法的突破,即其将政治集团及社会网络分化而观,不仅是以政见关怀差异将官僚集团及理学家集团分出,从而避免陷入传统政治集团分析方法“以‘事件’为中心,辅翼以对政治人物家世、地域与阶层等要素的分类,不可避免地集矢于权力争夺的具体过程,旁及背后的政治组成,大多数情况下反倒忽略了陈寅恪研究中注重观察社会阶层变迁的一面”37的囿限之中;更能观察到此分法中复杂交织的社会人际网络因素,即意识到集团界限的模糊性,而此模糊性更是内嵌于彼时的政治结构之中的,故对于复原历史世界中政治图景而言,这种模糊性不仅不是噪点,反而更是助益性因素。正由于“官僚集团成员也是在宋代儒学空气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因而“他们的政治文化与理学集团成员不可能全无重叠之处”(667),因而未脸谱化地将其视作“君子”与“小人”的简单二分,甚而关注到使党争延及至庆元党禁爆发的斡旋缓冲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考量这种重叠性因素更是为了认识彼时的政治结构,因为即使官僚集团及理学家集团的政治文化存在重叠,依据其根本关怀的差异则仍是可以将其分化的,即前者整体上“关心的重点始终都在‘权’的得失而不在‘学’的正误”(667),而后者则以“得君行道”式以学入政作为其终极目标。是什么让存在重叠的二者又各自选择了如此殊异的道路?不难发现,前者对“权”的关心及其所运用的斗争手段与后者“得君行道”的追求虽径异显然,然而在根本上都是依附于彼时“皇极”“国是”的政治结构的,而前者以寄生姿态导向维护限定体制的持续不变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后者则以对话性姿态希求着获得赏识之后的变革实践。使其目的差异巨大的可能是个人道德品性的差异,而其达致目的之方式则同样系于彼时的政治结构,即使是游离于二者之间的斡旋缓冲的个体亦是被纳入到此结构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特征的特殊性个体,而这种特殊性个体与前二者一样受到彼时政治文化的熏染,甚至更能反映出深层的政治图景下复杂的主体意义结构。

对此诸群体间的复杂互动及其与“皇极”“国是”结构间的关系考察可视作对政治史研究中“政治文化”及“政治过程”观察维度的呼应,即以事件性的过程来展现结构性的图景,“与以往政治史多用力于形态、结构、静态方面的做法不同,而是观察其冲动、冲突、动态的方面,通过对过程的细致把握,展现政治活动的复杂性”38。亦契应了当前学界对“活”的制度史研究之动向,借观察不同集团间的限制与能动性之中,既管窥出以“皇极”“国是”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又揭橥出处此结构中的理学家与职业官僚的互动性以及皇帝个人的精神意志,由此回观出政治结构的“确定项”与“不确定项”,并同时避免了流于僵硬或流于变化的两端39,从而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政治运作的真实图景,与先前“内抉理路”的方面亦络合贯通而不至有支离断裂之感。

四、凿空内外:“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

上文的思想方法及其所统摄的内容简介部分是以“内抉理路”与“外塑图景”两条线索各自连缀起来的,但本文如此仅是出于更清晰明确地把握此书复杂学术要旨的目的,不代表这两条线索是“并行不悖”甚至“两端对立”的。余先生以“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概念指出“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是”40,并以此反对过往只重一端的做法,这是颇具创见的。然而,序言中所言的这条纲领在正文中主要体现为以“政”统“学”式的叙述逻辑,亦即学者所批评的“哥白尼的迴转”之由“内圣”向“外王”的转变甚而“偏重”41,由此各方则陷入到一种“没有效果”的“各执己见的批评”42。其原因可能是余著的“矫枉过正”与批评者的对“价值世界”的捍卫,但究其根本,似乎在于:

……无论是在余英时还是在几位批评者的文字中,传统的“内圣”对“外王”、“道统”对“政统”、“思想”对“政治”这种两分法依然很明显,余英时的历史叙述固然有这种从“内圣”回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评论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实也还是这种看似相反实则一致的二元倾向。……但是,禅师有云,“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我想问的是,这种“内”、“外”两端真的是这样参商悬隔,像日心说和地心说在当时那样,有那么巨大的“回转”或者“革命”,因而水火不容,不可调和么?43

葛兆光认为余英时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从“内圣”回转到“外王”的倾向,而这实际是由于宋代政治文化本身即有“内圣外王”作为整体的动向,而过往过于强调前者之作为永恒的道德价值而忽视了既作为其语境又作为其根本关怀的后者,余英时试图将其反拨而遭到了持传统价值论者的批评,甚至亦被误解为是将“内圣”与“外王”二分而观者。在这里有必要对“余英时的内圣外王”与“理学家的内圣外王”作一区分。余英时以研究视角试图重建朱熹的历史世界,其逻辑是“通过对于一切相关的‘殊相’的考证,以建构宋代政治史、文化史上若干一向被忽视然而相当重要的‘共相’”44,其“内抉理路”与“外塑图景”的方法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但以研究视角反观毕竟会带有身在此中者不具备的旁观者清,而能将理学置于儒学整体动向中去了解及将理学家政治活动放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脉络中进行考察,这种后来者的姿态无可厚非也无法避免,需要提防的是后设视角的线性史观思维倾向,而作者所采用的“内抉理路”及“外塑图景”的方法便己尽量避免了这种思维倾向。“后见之明”本身就是历史赋予给研究者的,而避免其同时赋予的定向目的论式的后设视角而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姿态去观察并重建“历史世界”,这是极见功底亦极具价值的学术功业。后来者得以抽出整体动向及其中的主线,而对当事者来说则常是云遮雾绕草蛇灰线。45

试举一例,余先生指出“作为一整体而言,‘内圣’和‘外王’是一连续体,绝对不能分割成两截。我所谓‘回转’不是‘内圣’回转到‘外王’,而是回转到‘内圣外王’的整体。”46,将理学家主体意识中的“内圣外王”作为整体进行观察,又能分析其间两个向度的交织作用,这自然是后来者所具的后见之明。而处在当世的理学家个体呢?其不免只能感受到“内圣”与“外王”间张力所带来的紧张感,而很难跳脱出来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处在某个整体动向中的一员,并且持有“内圣外王”作为自己整体追求的全知视角。如作者所引程颢《下山偶成》中“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一句便是此种感受的反映。程颢自然重视“内圣”面向的心理性情之修养,同样亦对“外王”面向的“全尽天之生民之理”以“治天下国家”心存向往。在后来者看来,其重视“内圣”或许是为“外王”建立起本体论上的依据,因而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在理学家自身而观,其重视“内圣”与向往“外王”或许即是主体意识的两个面向,并无或较少从学理上将其关联的意图(或者说,其学理就是“内圣”,而“外王”是其学理的由“言”至“行”的实践)。

如果我们对这场学术争论中的两方进行观察,则可发现批评者大多是专治哲学的学者,故其批评“回转”则不仅是对其哲学史学术范式的捍卫,可能亦带有其自身与理学家间暗合的共情之感,因而会对“辛苦建立起来的绝对性、普遍性的道德价值”的破坏如此警惕。而主张打破内外以全面圆融观察的则多是治思想史的史学家,则其更多是怀着温情与敬意对理学家们的工作进行历史语境下的思考,而较少像前者般具有更加切身的共情感。这两种分异是个人思维方式的差异,进而体现为学术范式上的差异。如葛兆光于文中诚恳所言,“把思想抽象为哲学,再把哲学变成悬浮在政治和生活上的逻辑,这样的做法我一直不赞成,而将思想放回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思想的背景,这样的做法我始终很赞成。”47然而放到学术研究尤其史学研究上,则就不是个人共情上的“见仁见智”了,而必须珍视后见之明以将思想置于历史环境中从而“激活”它,当然这也并不妨碍对纯粹思辨的欣赏,两者本来便并行不悖互不干扰,但这要视语境而定。换言之,批评者们或许个人更能共情于“理学家们的内圣外王”,而作为史学研究者应当更珍视“余英时的内圣外王”所具的思想方法上的启发。

总而言之,余先生此部著作充分利用了后见之明,而又未堕入定向后设的思维陷阱。以详细的史料考辨、严谨的逻辑推断、清晰的结构安排与先进的研究方法为我们重现了宋代理学家们所处的“历史世界”。我相信,余先生已较好地完成了其在序言中所言“历史世界的遗迹残存在传世的史料之中,史学家通过以往行之有效和目前尚在发展中的种种研究程序,大致可以勾画出历史世界的图像于依稀仿佛之间”48的规划,而其亦早已预料到“同一历史世界对于背景和时代不同的史学家必然会呈现出互异的图像,因而没有任何一个图像可以成为最后的定本”49,故对书成后的尖锐批评亦能以谦和态度回应之。

本书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不妨以先生自道之语作结:“我所向往的是尽量依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50诸位读罢此书后,当会确信无疑——先生已达到了他所向往的目标。

注释

  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页。本文引用时将直接标注页码,除序言等外不另作详细标注。
  2. 可参考杨儒宾、刘述先与余英时的相关讨论: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九州学林》2003年第2期;余英时:《“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九州学林》2004年第1期;刘述先:《对于余英时教授的回应》,《九州学林》2004年第2期;余英时:《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刘述先先生〈回应〉读后》,《九州学林》2004年第2期;杨儒宾:《如果再迴转一次“哥白尼的迴转”——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当代》2003年第11期;余英时:《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答杨儒宾先生》,《当代》2004年第1期;杨儒宾:《我们需要更多典范的转移——敬答余英时先生》,《当代》2004年第2期。(按余英时先生的三篇回应文章现皆附于《朱熹的历史世界》书后,见三联书店2011年版“附论三篇”,第859-922页。)亦可参考: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10期;金春峰:《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九州学林》2004年第4期;包弼德,程刚 译:《对余英时宋代道学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美〕田浩 著,程刚 译:《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3. 可参考: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书城》2004年第1期;王汎森:《历史方法与历史想象: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学术》2004年第2期;张国刚:《道学起源的历史视野: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学术评论》2005年第1期;邓小南 等:《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书》2005年第10期;徐波:《历史世界是如何可能的——环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之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我开始写这篇序文时,孟子这句名言是我的唯一指导原则。……我的理想中的‘知人论世’既不是给朱熹写一篇传略,也不是撮述其学术思想的要旨,更不是以现代人的偏见去评论其言行。我所向往的是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由于读者既已与朱熹处于同一世界之中,则对于他的种种议论和活动便不至于感到完全陌生。”见《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第5页。
  5. 余英时:《我走过的路》,录《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67-575页。
  6. 如王汎森:《史家与时代:余英时先生的学术研究》,《书城》2011年第3期;余英时、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余英时、李怀宇:《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2018年;余英时、陈致:《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增订新版)》,台北:联经,2021年。
  7. 余英时父亲余协中(1898-1983),安徽潜山县官庄乡人,早年受新式教育,后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论文《刘知幾之史学》由陈垣教授指导写成。后于1926—1928年先后于美国考尔格大学(Colgate College)及哈佛大学研习美国史,硕士毕业后回国,1929年继蒋廷黻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安徽大学,曾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者。1937年后随南京国民政府至重庆,即余先生所述父子分离之始。后人以先生学文为秉其父家学,实际上其母亲一系更为桐城望族张氏后裔,其母张韵清为清朝名相张英、张廷玉后人,著有《谷香斋诗集》,而于余先生出生时因难产去世。
  8.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第569页。
  9. 同上,第567-575页。
  10. 同上,第571页。
  11. 《余英时回忆录》,第83-84页。
  12. 《余英时回忆录》,第110页。
  13. 同上,第88页。
  14. 同上,第108页。
  15.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原序二,录《余英时文集》第十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VIII页。
  16. 《余英时回忆录》,第102页。
  17.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第574页。
  18. 同上,第575页。
  19. 《余英时回忆录》,第198-230页。
  20. 同上,第229页。
  21.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序,录《余英时文集》第十卷《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II页。
  22. 同上,第VII页。
  23. 同上,第II页。
  24. 余英时:《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序,录《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页。
  25. 余先生对传统文化中的“士”关注已久,可参考: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6.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自序(1996年10月9日序于普林斯顿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页。
  27. 此书由香港龙门书店于1976年初版,后台湾三民书局(1996、2016、2020)及大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005、2012)皆有修订版。
  28.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自序,第3页。
  29. 同上,第2页。
  30.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自序,第3页。
  31. 《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56页。
  32. 同上,第3页。
  33. 同上,第4页。
  34. 同上,第4页。可见此时其仍暗含将“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视为二分的倾向。而于1999年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所作的自序中(此时尚未成书),则以“政治文化”一词将此皆涵盖于士大夫之上,即“政治文化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己包括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更点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第7页。)其于2002年此书完成后的自序中,更明确地自道“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于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中。”(《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第1页。)对比即可发现,余英时延续了其“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的分法,而又有将其融合而观的新尝试。
  35. 《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第1页。
  36. 杨儒宾:《如果再迴转一次“哥白尼的迴转”——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
  37. 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38. 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为作者对日本学者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评述。
  39. 即在“展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与多歧后”,复能“抽象出某些具有结构性影响的因素”(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对“流于僵硬”批评如“通过把人和个性因素、偶然、瞬间的或局部的事件以及情景的因素统统蒸发掉来获得历史的本质,好像在井底有个绝对的东西,有个独立于时间和情境的真理似的”,而要“恢复过去具体生活时的那种丰富性。”(〔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张岳明、刘北成 译:《历史的辉格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页。)而同样警惕“流于变化”的“政治过程研究强调复杂性的同时,却回避了结构,永远呈现变动与未完成的状态,描述代替了解释。”(仇鹿鸣:《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
  40. 《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第7页。
  41. 刘述先:《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杨儒宾:《如果再迴转一次“哥白尼的迴转”——读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
  42. 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
  43. 同上。
  44. 余英时:《“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九州学林》2004年第1期,录《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61—871页。
  45. 余英时先生弟子,同为思想史研究大家的王汎森先生对此有颇为精到的论述。“我们观察一片林相时,也必须注意大树下面树根的活动。……我们对长在地上的树很了解,两棵树可以看来毫不相关,可是我们忘了下面的树根可能纠缠在一起了。”(王汎森:《关于〈执拗的低音〉(序)》,录氏著《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7页。)后者在“主流与非主流的种种层次常同时叠压在一起,形成竞争状态,这里面还有很复杂、很精微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思想林立之间尤深信于某些特定思想,甚而使之透过“几个层次的竞合关系”而凸显为“主流”以发挥其“观念的力量”,亦是由于这些所谓“主流”思想与此辈受所处时代嵌入的感觉与思维结构发生了更胜其他的契合,但这是在此辈对此更可能是“知其然而不尽知其所以然”的情形下而言的,因而“主流”与“非主流”的何者决出亦不是完全符合后人的后见之明对当时人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假设,相反总是带有“历史世界的有限性”及“历史世界的不透明性”的“有限理性”之囿限(出处同上,第45页。),不论是有意识地迎合或逃避时代的特定思想者,抑或是无意识地与世浮沉或不问世事的大众,都是如此。
  46. 《“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第865页。
  47. 葛兆光:《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史之间——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及相关评论》。
  48. 《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第6页。
  49. 同上,第6页。
  50. 同上,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