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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从哪来？活力到哪去？——《某种物质》与“物”的多重奏

胡一帆 · 2024.12.24–29

摘 要 电影《某种物质》主要被视作一部“女性主义电影”，而片中极为显著的后人类、身体恐怖等实验元素则仅被作为性别议题下的填充性内容，未获得形式层面的充分关注。这忽视了本片与既有的性别议题电影的不同之处，亦浪费了在既有的性别理论批评间展开有效对话的机会。本文聚焦于作为本片片名及核心元素的“物”，经由对影片的细致读解考辨物质、性与性别、身体、话语及操演性等关键理论问题，并通过对“物”之多重理论定位的梳理，重审本片的实验意义，讨论迈向新物质主义女性主义的可能。

关键词 物 物质 性与性别 身体 话语 操演性 新物质主义女性主义

热衷理论的人观看《某种物质（The Substance）》1的体验可能与普通观众并无太大差异，但也略有不同。目睹女主为重焕青春活力而使用名为“物质（substance）”的药物时，不禁联想到本尼特（Jane Bennett，1957–）的那部名作《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盯着肉身乍裂分娩出另一肉身时痛苦缓慢的蠕动，在两具身体视角的来回切换间，被女主屡次违背“你们是一体的”的训导而加速趋向崩坏的过程控住观影节奏，亦会牵动起诸如后人类、赛博格甚至伴侣物种的理论神经。更毋需多言的是，它所广泛引起的对身体政治、男性凝视等女性主义经典议题的又一轮讨论热潮。当然，不论是否经过理论的中介，在观影时频频直接撞上的血泥、肉瘤甚至单纯一小寸肌肤的褶皱纹路，都撩动着观众的喉头与眼睛，交织着阵阵恶心与波波快感。笔者在观影终了略有缓和后，复作反刍，除了与片中黄绿色的药液绝似的胃酸外，亦在窥探癖爆炸、冷却并内转后的理论癖之作用下，意识到这些血、肉和皮的“物质”属性——确有可说之处，当然更是颇为可感之物——精妙赤裸的物质再现所引起我们的激烈触动，正与本尼特当年与垃圾堆相遇时，在那只僵死却尚未腐化的老鼠面前，被一股难以言明的涌动力量攫住的兴奋与不安相若：“不是止战之花（Flower Power）的力量，不是黑人力量，不是女性力量，而是‘物-力量（Thing-Power）’：一种无生命物的奇诡能力，激活、表现并产生戏剧性的微妙效应”2。或许这也是该片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观众们都无可选择地被满足了感官需求，而学院中人在反刍时也寻得着发议论的索引。

如此作解似乎简单穷尽了讨论的可能，然而禁不住细想的是，哪怕仅就上段述及的诸种发挥而言，其间亦有着“戏剧性的微妙效应”。要让个中微妙处集中展现出来，我们不妨尝试“贴标签”式的思想实验，如此既可见出这部电影是在什么样的前设期待下被观看，又可在综合比较之间，将因为标签限定而不免被刮削折损、有所不见的内容解救出来。

首先顺着时下热议最汹，亦是片中最直接可见的话头来说，即为：《某种物质》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吗？有趣的是，网友的评价多有提及2023年上映的一部通常认为已被纳入“女性主义电影”经典序列的《芭比（Barbie）》，并将两者分置两端作比，一个是嬉笑阳光的假童话，一个是黑暗启蒙的真邪典，所谓“格蕾塔负责启蒙人类，科拉莉负责终结人类”3。确实，如果说片中诸多以中年上位者男性视点聚焦呈现的胸脯、臀部与大腿对应着“凝视”，那么女主再造年轻肉身并为保持性感紧致身躯而放肆压榨汲取老、丑、有褶皱的躯体就更有“雌竞”的意味了。质疑者则认为，导演躲在镜头背后展现暧昧的、安全的批判姿态，讽刺锋芒未曾触及“结构性问题”，甚至曲曲折折地顺着片中中年上位者男性的目光，“名正言顺”地对裸露肉体进行有选择的“批判性观看”，不留情面地说，对男凝的批判实际是一种不彻底的障“眼”法，到头来变成了影院内外对迟暮苍老的女主的集体审判，而这又并不妨碍对失控崩坏前新生的美丽圆润肉身的窥探，以及饶有兴味地一边大呼恶心一边嘻嘻哈哈地赏玩筋肉盘根错节的“异形”从口中吐出一颗乳房，似乎能用眼睛爬遍美丽肉体是君子风流，能大胆对视丑陋异形是勇敢无畏，而能怒目指控女主之妄举就更是正义化身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正直勇敢有阅读量”4？一句话，镜头后的批判与讽刺，不出“你居然造出了这样一个东西！”之外，不过一“美”一“丑”，一“成功”一“失败”而已，被批判的是女主竟然为了青春美丽而妄图违背“自然规律”以至最终不具人形，而不是美丽如何成为片里片外都被裹挟其中的“第二自然”的训令；被讽刺的是女主服美役到了即使沦为怪物也要佩戴首饰的程度，而不是将片里片外并置于对美役本身的反身思考——正如网友犀利指出的——“从‘服美役’到‘服，但别太过’，从‘向下的自由’到‘向下，但不能多’。”5

上段是顺着当前关于该片最为显眼的女性主义话头接着讲6，必须承认这种标签或曰解读形式是自洽的，但在似乎是揭发出了镜头背后的暧昧不定、皮里阳秋之余，是否也要警惕先画靶再射箭、定罪名找证据的诛心之论？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种渐趋向内封闭的、修辞模式化的、自说自话的呓语式批判，更在于，或许在被它当作黑线废料而不耐烦地丢掉的东西里正有着走出怪圈的启示，然而在此却总是伴随着每次严辞拒绝以确证自身而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但标签实验尚未做完，仍要继续顺着第二个亦是最后一个话头来讲，不过此话头的社会批判意味并不像上一个那般激烈，但这与其说是它本身更趋中性温和，不如说是它并未引起庞大基数的关注。乍一看，它不是关于“当下”而更像是关于“未来”，即为：《某种物质》是一部“后人类电影”吗？正如笔者开篇所述，不论经过理论中介与否，观影时的感官刺激是“先发制人”而大体相似的，但初见时的高峰退却后，就总要经过各种不同的理论形式中介来重返了。笔者在这种来回不得间，不由得生出如此疑问：社会批判与身体恐怖（Body Horror）7，究竟哪一个是内容，哪一个是形式？当然可以简单地说，兼任编导的法尔雅是要以眼球肉搏式的身体恐怖呈现，来传达出对父权制审美凝视的血淋淋的反叛之意（至于这是否有效达成的争议，在这种也许是“意图谬误”的解读下，也可被纳入预期之中）。但我们可以另作一种假设，即法尔雅其实是用社会批判扯皮打掩护，影片其实是要隐晦表达近乎“人是物”的激进生命实验精神，而这在基因编辑已成伦理禁区的现实当下，固然是无法被接受的（或者换一种更猎奇的说法，法尔雅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释放出了生命技术的潘多拉魔盒）。乍一看似乎有些荒诞不经离题万里，但若是让这两种读解相互交叠碰撞，双方各自借重的理论资源也会由此产生奇妙的组合。如果说女性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批判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由于先天生理差别导致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观念，而对包括性别在内的诸种身份认同持一种批判性的“非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立场，将其视作流动的、社会建构的、话语层面的，那么若是有足够强大的技术可以修改基因、改写记忆甚至变更性别，那么这对“非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跨越，但这又不同于自然先天一次性决定的“本质主义”，而毋宁是一种连“本质”自身也在流动的“后本质主义（post-essentialism）”。这其实也并非前沿理论，而是已影响巨大的哈拉维（Donna Haraway，1944–）之“赛博格女性主义（Cyborg Feminism）”的一个极其简化的转述。

由此再观，上文作出的假设看似是机械降神南辕北辙，其实可能正好带出了本片超出惯常习见的、真正实验性的部分。不妨假设，如果女主使用“物质”后从体内生出的是一个年轻俊美的男性躯体，而将剧情改为通过展现她/他在性别置换间的种种奇妙遭遇（比如男身如何打入上位男群体而发现其日常“淫秽性团结”的丑态，并将其与作为女身时遭受的或明或暗的辱弄以蒙太奇方式关联）来呈现对压迫结构的种种双向的具身化（embodied）反写，或许该片在评选后也能更少遭受“社会意义压过艺术意义”甚或“光明正大地拍男性凝视”的非议，亦更好地达成法尔雅“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8的愿望。当然，这种自大的妄加评改仍不免还是主题先行的调子，而在当前的定本成品中，亦并非没有可支撑诸种读解进行对话的内容。但笔者并非仅意在像既有的诸多讨论那般，从现成的理论工具出发来以概念图解电影，上文中已经透露出这种做法意义有限，甚至更是一种机会的浪费。布尔迪厄指出：

事实上，在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之间流通的，不仅有经典文本，还有一整套哲学信条，这套信条附着于知识流言——作为口号在庆祝或论辩中起作用的流派名称、断章取义的引文——学术套话，以及或许格外重要的流派指南，这些也许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构成一个知识世代的“常识”……当一个新的文学或艺术团体在文艺生产场域崭露头角时，整个问题就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的出现，文学场进入与先前不同的状态，改变并转移了可供选择的范围。9

值得庆贺的是，曾作为边缘被压迫者之反抗声音的女性主义话语，在对包括该片在内的诸多话语场中皆已渐自占据上风，几成压倒之势，说它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常识”绝不为过。但胜利之后就到此为止了吗？如果在面临不断生成的新内容时，只是不断祈灵于某种强势声音，有恃无恐地将新内容收编甚至强征到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的既有形式之中，那么理论话语的封闭化、内卷化将不可避免，并终将如泡沫增生（更“在地”地说，正与片中女主一次又一次汲取预支肉身精华相若）消亡殆尽，更不必说这种自毁式的呻吟语暗地里其实参与了对自身的剩余剥削与再生产（正像片中女主压榨肉身以追逐青春欲望而事实上是服务于娱乐公司的收视利润）。笔者之意绝非“行了，停止做一个女性主义扫兴鬼（feminist buzzkill）吧”，而是这种经典模式在读解《某种物质》时已显出无力颓势，或许足够应付服用药物前的女主，但在新身体爬出来后，就不免“落后版本”。简言之，如果说《某种物质》的前半部是“人”的女性主义，那么后半部就是“人造人”的女性主义了。

一 物质从哪来：“旧唯物主义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女主“为什么”要服药？这既是全片剧情展开的核心点，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最能检验出争议汹汹的各方观众们或显或隐的真实想法。一个简单的说法是，女主正是“为了”重返青春美丽而服用药物，只因为欲壑难填而违背“自然规律”，崩坏纯属咎由自取。在这种说法之上，另有认为整部影片应被作为一部女性主义寓言（allegory）来观看，不应对女主仅作表面行为层面的褒贬，而应看出服药之举实则隐喻着一种变革结构的冲动，崩坏的筋肉异形对应着即使不惜自毁也要发出呼声的革命者之悲剧形象，以神器般的药物生出新身是对作为微缩版父权制社会的娱乐公司上位男性们的嘲弄，而新年晚会上的喷血盛宴更直接代表着秩序崩塌的革命暴动。

相比较前一种说法（据说这是大多数男观众对本片的主要观感，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他们观影时会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后一种观点似乎更能见出一些经过思考的迹象。但也不难看出，与其说后者凸显出的是一位觉醒女性的力量，倒不如说更引人注目的是名为“物质”的药物，如果批评或嘲笑是因为女主对“自然规律”的妄图违抗，那么此处的讴歌或赞扬也不过只是“自然规律”降下神恩于女主，以一具身体崩坏爆炸的代价警示晚会现场的父权制代表们。但这警示是否关乎性别，是否关乎肉体凡胎，是否关乎人类社会，就不免使人怀疑。正如影片中，女主电话那头总是一个低沉的、不容置疑的、神秘的男性声音，除了同样作为实验品的男引荐人外，再未得见任何真人面目。女主的每次通话、每次取药、每次用药，都像在被预设好了的轨道上逐一完成任务，更像是在经受某种考验，不论通过与否，神秘男药神一开始就并不在意女主的意愿如何，就如同在她体内埋下一颗将由她自己引爆的炸弹，当它爆炸时，总会震荡起名为“女性主义”的烟尘，引得一些观众拍手叫好。而这与一切安稳祥和，女主虔诚遵循神之训令，在新年晚会上以靓丽之姿赢得全场欢呼，末了再像片中电视访谈那般，发表一些新自由主义式的“勇敢做自己”的“女性力量”感言，区别又有多少？如果说女主以垂老之身没能通过娱乐公司男老板的考验，那么女主以年轻之身同样也没能通过神秘男药神的考验，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女主不过是某种宏大理念计划下的实验品而已，这个宏大理念计划，正是“自然规律”。一面是义正词严指控女主违背了它，却忽略了它所根系的“自然”其实是娱乐公司与药物公司一齐扮作造物主的模样而搭造的；另一面却又祈愿于某种“超自然”的药物赐予力量，将晚会舞台作为女性革命的神圣祭坛，一举捣毁父权制黑恶势力。这正合马恩对费尔巴哈那句著名的讽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0

问题在于，作为性别意识形态之主要战场的“身体”，在此因被置于“自然规律”之下而被视作是一经给定、即成本质的，如女主的第一具身体对应着“老、丑、有褶皱”，第二具身体就对应着“年轻、美丽、光滑紧致”，剧情似乎只要在这两极间平滑切换并渐渐碰撞推向高潮即可，然而未能注意到两具身体不仅是因其物理属性而产生戏剧效果，将它们真正关联起来的正是潜藏在背后的话语。假设女主生出的新身体是与原先同龄的中年人，或老人，或小孩，那么女主本人甚至都不会去冒风险服下药物，恰恰是她本人及观影者都预知了将要生出的是作为“成品”的性感身躯，才会伴着不安与期待瞪大眼睛期待服药后的奇观。年龄本是一条连续而平淡的数字序列，较真说来二者年龄相差不过二十岁而已，可两具身体间最终呈现出的却是明确的对位关系，像是在某座高峰点两侧的对称位置，两端限定出的范围，借用男老板驱逐苍老女主时的表述，即“青春饭（youth job）”，第一具身体带着苍老退出，第二具身体带着青春进入，而俗话有说，“这碗饭你不吃，总有人吃”。

经典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此是无力的，女主本人已经被卷入到父权机器之中，她的两具身体不都已经成了父权大身体的一个器官了吗？当她已经只能作为器官来欲望生死时，即便再得到一具身体，也仍要投身成为更新鲜的器官而已，而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身体本来不就是只有当它作为嵌入到父权制再生产机器的一个要件时，才有被注意到的必要吗？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将女主宣判为父权制的投敌者（或曰“媚男”），指控她身体的放荡罪恶，这种经典思路似乎就无可置喙之处了。而且，如果是一种所谓的“结构性暴力”使女主因年岁渐长而失业，那么驱使她去服药并最终引爆异形身体喷出血液的，似乎也可用这种“结构性暴力”来解释，但仅限于解释而已。什么不是“结构性暴力”呢？上面提到的神秘男药神直接赐予女主一具新身体算吗？

二 活力到哪去：“身体之重”与“话语之轻”

那么像激进派女性主义那样，引入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切分呢？是的，应当承认生物意义上的性并不与社会意义上的性别直接对等，但是身体在这里仍是被视为自然给定的实体，要么有意逃避甚或否定它，要么将其作为抗争的资源。前者与其说更关注身体，不如说更关注社会施加在身体上的意义，这像是在碰壁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找补，身体仍是装作看不见而无法穿透的空气墙。而后者更是将身体进一步本质化，将其作为可供征用之物而非自身坚实的本体起点。女主拒绝衰老而服用药物生出新身，正对应着前者，而被认为是嘲弄了父权制的美丽肉身，则对应着后者。最终结果是兀自崩坏，化为一滩血水，不过扰乱了一场新年晚会。巨大广告牌将迅速换上新人面孔，"Pump It Up"的动感镜头也将聚焦到另一副胸脯与臀部。

“任何与身体相关的诉求总已经是话语性的……因此，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分隔，将身体视作物质性（materiality）与表征（representation）之间的分界线，而这种分隔本身及其效用却并未被视作问题。”11打破本质主义的循环怪圈，解法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推至极端，这反而兜兜转转又陷入到了循环之中。关键在于，我们所能想象的本质与建构，总已经是被某种规范以语言为中介而预先铭写，之所以一次次欲打破本质限定以达致自由建构却又一次次落回到限定之中，就在于这些不过是“对规范的常规化的、受限的重复”而已，“这种重复不是由一个主体来展演的；这种重复使主体成为可能，并构成了这一主体的时序性。这种复现性暗示了‘展演’不是单一的‘行为’（act）或事件，而是一种仪式化的生产（ritualized production）。这个仪式处于约束、禁止力和禁忌中，并通过这些约束、禁止力和禁忌受到重复。”12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为代表的受后结构思潮影响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将“性与性别”的二分法问题化，在看似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中重新发现“身体”与“话语”关系的复杂性。上引这段话即体现出其著名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的基本观点，核心在于将性别视作性别规范述行性的重复自我征引。13相比自由主义女权的性与性别的二分法，即“女性如何成为（becoming）女人”的经典命题，巴特勒揭示出这种观点仍然预设了某种内在的、潜隐的本质属性，因此似乎是对这种本质决定的反抗，却总带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言不由衷，终究徒劳一场。相比较“女性如何成为女人”，巴特勒更倾向于对包括性与性别这一对自然化的基本范畴本身持一种解构态度：

对于建构的这些概念，我主张重返物质（matter）概念本身，不将其看作一个场域或表层，而视其为一个物质化过程，其最终的稳定产生了我们称为物质的边界、固定性与表层。……从而，问题就不再是性别如何作为（和通过）对性的某种阐释被构筑而成（这个问题并没有对性的“物质性”加以理论化），而变成，性是通过何种管制规范被物质化的？将性的物质性视为既定事实是如何假设和强化了性出现的规范前提？14

简言之，“性”在先前的性与性别的二分观念中被视作是被给定的物质性存在，而巴特勒所质疑的正是这个“性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 of the sex）”过程。操演理论将身体这一原先被空气墙隔开的范畴也置于社会话语规范之下，身体在性与性别的分隔过程中并非是作为背景板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与话语相互作用的积极参与者，其自身的物质性也在这种互动中被不断重新定义，并持续参与到规范的述行性自我重复之中。15巴特勒认识到性与性别二分法下的无力变革实为一种忧郁状态，而将变革的可能寄寓在对元层面上的“性的物质化”过程的断裂缺口，“这种复现同样产生了缺口和裂隙，成为建构的不稳定成分，这些成分逃脱或超越了规范，而规范的重复无法完全限定或固定这些成分。这种不稳定性是重复过程本身的解构（deconstituting）可能，是对稳定化了‘性’的效应进行消解的力量，是置‘性’规范之巩固于具有生产性潜力的危机中的可能性。”16

巴特勒如此读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7：

如果唯物主义将实践看成是客体的构成要素，并将实践理解为能够转变社会的活动，则这种活动就被视为构成了物质性本身。然而，作为一种特有的活动，实践要求某个客体的状态的转变，后者通常被理解为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转变，但也被理解为由异化（alienated）社会状态向非异化（non-alienated）社会状态的转变。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按照马克思提出的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客体不仅被转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具有转变能力的活动本身，进而，它的物质性就是建立在从前一状态向后一状态的时序变动之上。换言之，客体是时序转变的场域，由此它具有物质性。从而，客体的物质性绝不是静态的、空间的或给定的，而是在转变性活动中被构筑而成，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转变性活动。18

从这段话中可以见出，巴特勒对“物质”与“物质性”的区分与她所理解的“实践”紧密关联，而“物质性”之动态生成即为“物质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身体”成为“物质（matter）”，因而“要紧（matter）”，“谈论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不是一种无关宏旨的双关，因为具有物质性（to be material）就意味着进行物质化（to materialize），物质化本原正是身体‘要紧’之处，正是其可理知性。在这个意义上，探求某物之意义正是求问其如何（且为何）要紧，而‘要紧’（to matter）在此同时表示‘物质化’（to materialize）和‘意指’（to mean）。”19这种将本质身体置换为话语身体（discursive body）的解法，将身体彻底视作话语实践中的动态身体，身体总已经是（already been）处在某种规范结构中的身体，只有切入它如何重复参与到规范再生产的过程中（“实践”），才有破坏稳定秩序的可能。20否则仍像上文所示的旧唯物主义或激进自由派那样，兜兜转转，回到起点。

必须承认“物质化”等概念对打破本质循环而真正切入到话语身体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启发，毕竟“说物质是存在的最高的原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从事劳动的主体通过自身中介了自然材料，而且在生产中，人们关涉到的并不是物质‘本身’，而是具体的、从量和质上规定了的物质的存在形式。”21但问题在于，揭示这种话语身体的物质化过程如何参与表征秩序的重复操演，只是对“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做了细致的说明，而如何“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2，则仍被卷进话语建构的无限怪圈之中自缚手脚，更加剧了确实存有的血肉组成的物质身体与话语化身体间的割裂，似乎血肉之身因为它所具有的“物质性”才能与人发生关系，就可以将其“物质”忽略不计了，甚至在话语操演的表征秩序中，血肉之身几乎成了“物自体”一般的不可触及之物。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巴特勒被批评者指出，“尽管她的作品表面上是对性与性别分隔的批判，但在很多方面，她的作品反而加剧了这种物质（matter）与表征的二分法。”23如果说变革的关键是在操演性的表征秩序中打开裂口，着手点限于后结构思路中的话语层面，竟给人一种“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之感。不要忘了，影片中的神秘男药神，不也在电话那头对女主说过不止一次“你随时可以停止”吗？语言造成了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但麻烦之解法并不是似乎可逆的语言问题，操演秩序的薄弱之处可能不仅在于“物质化”过程，那些“逃脱或超越了规范”“无法完全限定或固定”的成分之消解力量是否正是要到“物质”中去找寻？也许我们更应该听听神秘男药神的另一句告诫，“你们是一体的（You Are One）”。

三 “物”的多重奏：迈向新物质主义女性主义

何谓“一体”？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s）》中，编者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1948–）指出，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从现实优先转向话语优先”，然而“物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不仅仅是我们语言发明的被动对象”，为“建设压舱石（constructing the ballast）”，海克曼细读福柯“将我们的注意由身体转向话语与身体的互动”的生命政治（bio-power）论述，认为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偏移了福柯对话语-物质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关注，事实上这二者共同作用并建构着“身体存在（bodily existence）”，“不可能将关于身体的话语与我们所栖息的身体剥离开，我们就是（are）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存在中，话语与物质融为一体”。24更根本的质疑是，如果说我们所关涉到的并非物质“本身”，它只有在“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只能与人发生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就是物所有关系的全部？换言之，是否能仅因为我们无法触及“物自体”，就否认了它的存在？“物难道不能独立地存在尤其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有没有一种毅然地摆脱了人的指涉的绝对之物的哲学？”25与其说这是重回本质主义的迷思，不如说它所要消解的正是“我思（cogito）”的迷思。

巴特勒在读解波伏娃“女性成为女人”的经典命题时，指出这句话“隐含了一个能动者，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成为”又总是在某种特定规范的强制性下进行的，“显然，这个强制性不是从‘生理性别’而来”，因为“女性”在这里并非作为被给定的前提，“没有任何一点保证变成女人的‘那位’一定是女性”，因而这命题本身就已经是对性别规范的重复述行。26正像我们先前所假设的，为何《某种物质》中的女主服药后，不能生出一个男性，或者更激进一些，不能生出一个可变更性别者？当观众接受了“女生女”的预设并自此将关注点挪移到两具身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时，就已经是在元层面上复写性别规范了，而两具身体之所以构成明确的对位关系，就在于“身体都只是被当作一个工具或媒介，一整套的文化意义跟它只属于外在的联系。”27巴特勒因而不无悲愤地指出，“我们不能说个别的身体在受到社会性别标记之前有某种可意指的（signifiable）存在”，彻底从物质身体那里退却，因为与之相关的“话语试图对分析设定某种限制，或是试图确保人道主义的某些信条成为所有对社会性别的分析的先决条件”，不如快刀斩乱麻，完全跃入话语世界之中，但她仍然存留疑问的是，“在何种程度上，身体是在社会性别的标记里、通过这些标记形成的？我们如何重新设想身体，使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媒介或工具，等待着某种全然非物质性的意志的激活力量？”28“何种程度”意味着身体自有一种逃逸标记的力量，当它进入我们的我思时，总已是被标记的，但它可去的地方并不仅限于我思，后者也无法将它捕获。“女性生物学——那种来自阴蒂、乳房、子宫、阴道的强烈而弥漫性的生理性灼热和官能性快感，那些发生在女性身体中的行经的周期，生命的孕育与完成——与我们理解的比较起来，将会有一些完整得多的解释。”29当影片中的面试官探头探脑地点评道“这次所有器官都长在了对的位置”时，他们面对最后那具多面身形时只会失去语言能力，这或许比言语斗争更能深刻改写他们根深蒂固的男凝大脑。而女主将老肉身作为耗材而全无顾虑地压榨时，也不会想到一只火鸡腿会量子干涉般地在臀部制造凸起，比起电话那头“你随时可以停止”的劝导，如此梦魇更能使她静坐地上，反思这一切的疯狂与荒谬。

第二具肉身的名字，“苏（SUE）”，即"Substance"的缩写。是的，这是以老肉体为材料（material）生出的一具物质（matter）身体，而在男老板、男观众、男情人那，她/它则作为一个好东西（cute thing），被利用、被凝视、被撩拨。话语能触及的，不过那包裹着血肉的表皮而已，对表皮的部分遮掩激发着窥探赤裸的欲望，但这窥探的目光仅止步于外层表皮。当SUE与男伴耳鬓厮磨时，拉开背后的那条拉链，涌动而出的是内脏肉泥，除了巴塔耶那样的此间懂行高手，怕是难能在这情形下快感享受。然而SUE正是从第一具肉身（至今都未提起她的名字Elizabeth）中生出的，她们的身体质料实则靠U型软管互通，所不同的只是将其包裹起来的外皮，在此，形式胜过内容，形式就是内容。所以当我们谈论“身体”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表皮，而非表皮包裹的物质。与其说话语将身体物质化并掌控了后者，不如说话语至多只能划定一道表皮的边界，物质化不过是话语划界使物质具有形式的过程，这形式使物有了人的形状，因而“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正如巴拉德所说：

话语实践是对世界的具体物质（再）配置（specific material (re)configurings），通过这种配置，边界、属性和意义的确定性得以被差异化地实现。这即是说，话语实践是持续进行中的世界之中诸行动者（agential）之间的内在活动（intra-actions），通过这种话语实践，在生成的现象中，特定的确定性（以及互补的不确定性）得以确立。重要的是，话语实践是因果性（causal）的内在活动——它们构建因果结构，在此结构中，现象的某些组成部分（“果（effects）”）在其差异性表述（differential articulation）中被其他组成部分（“因（causes）”）所标记。意义不是单个词或词群的属性（property），而是世界在其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差异之舞中的持续表现。在其因果性的内在活动中，世界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之间浮现出新的可理解性，被决定了边界与属性，而活跃的物质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则被重新配置（reconfigured）。话语实践是划定边界的活动，在持续进行的诸行动者之间的内在活动中，永无终结。30

新物质主义女性主义（Feminist new materialisms）31将操演性由话语实践拓展为物质-话语实践，这种操演性凸显出物质与话语的动态的复杂纠缠，即持续进行的诸行动者间的内在活动，“通过一种新的、情境化的、因而也是关系化的思维模式来捍卫女性的特性，在接受非互补性和多重性的同时寻求重新连接，积极强调具身化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性。”32但是正如人类世不过是宇宙爆炸以来极为短暂的一个瞬间，将变革寄托在秩序配置的新变动，使世界的差异之舞加快速度，不知是否能跟上节拍，无法预知是加速了演化还是提前了灭亡，更可能落入到某种技术崇拜之中。

比如最后那具“异形”，很多评论将其指称为“不可描述之物”，不可描述意味着，它未能“形成（formalize）”一个“物（thing）”，一个能被话语网络兜住、安放一个位置的“东西”。它是一坨坨筋肉，是一团团器官，是完全无形式的内容，是不成人“形”的材料，是纯粹的物质。观众老爷们起初只是冷漠无声，忿怒于新年晚会的秩序未如往常一样进行，但当罩在这堆材料上的面具揭落，自我保存之力（conatus）尽情泄出，炸开兜在外面的纱裙而将作为材料的血、肉块、脏器喷洒全场，尖叫旋即爆发。但这不是一具身体吗？即便是最后只剩下一张脸孔在地面爬行，它也要爬到自己的星光大道姓名砖上才甘愿化成一滩血水，何况先前它还能给自己贴上面具、戴上配饰并套上纱裙，这意味着它仍然在意义网络之中，可感可行，仍然循着被话语划出的边界线行走。“获得一个身体因此是一项渐进的事业，它同时产生一种感官媒介和一个敏感的世界。”33只是这感官媒介被预先写好了程序，这敏感的世界因而只是被划定边界的范围之中的世界而已。也可以说，这确实是一具身体，只是众人未能适应这种新的操演方式，女主也是思想进步的速度没能跟上身体进化的速度，正像有时打字比思考快就会卡顿宕机。那么解法在哪呢？不必悲观，也许神秘男药神的技术将更加成熟，不用每七天换一次身体也能平稳运作，届时可能会推出定制服务，外卖到家，公平分配，Fair Play，天下不再知美之为美，斯善已。或者不必改进技术，只需人传人加速推广Substance，待到人人都快快崩坏成为肉山化作血水，人们就会意识到身体不是被动之物。不过那时，"Pump It Up"的活力健身节目应该就要停播了。但是，终于没人再敢推销美丽了，不是吗？

注释

  1. 该片尚未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除“某种物质”外，译名另有“完美物质”“惧裂”“实体”“物质”等。该片由法国女导演科拉莉·法尔雅（Coralie Fargeat，1976–）兼任编导，为其第二部电影作品，入围2024年第77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最佳编剧奖。
  2.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3. 豆瓣用户“嘟嘟熊之父”发布于2024年5月20日的豆瓣短评（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5882838/comments），原文为“造梦的电影，女王降临，《芭比》的尽头。格蕾塔负责启蒙人类，科拉莉负责终结人类。你想杀死你自己，你自己恰巧与你不谋而合。”笔者注：“格蕾塔”即美国女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1983–），《芭比》是其兼任编导的电影作品。
  4. 语出时下引发热潮的另一部“女性主义电影”，由邵艺辉（1991–）兼任编导的《好东西》。
  5. 豆瓣用户"SPHINX"发布于2024年7月7日的豆瓣短评（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5882838/comments）。
  6. 笔者主要观察的是大陆互联网尤其是豆瓣上关于该电影的讨论（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5882838/）。
  7. “身体恐怖（Body Horror）”是恐怖题材中的一个亚类型。它主要聚焦于人体的扭曲、变形、毁损、或以违背自然规律和正常生理认知的方式对人体进行呈现，从而引发观众恐惧、不安和厌恶的情绪。这种恐怖往往涉及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异常变化（如肉体、骨骼、内脏器官等）。典型代表如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1943–，其有“肉体恐怖之父”之称）翻拍于1986年的的《变蝇人（The Fly）》、美国导演斯图尔特·戈登（Stuart Gordon，1947–2020）拍摄于1986年改编自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1890–1937）作品的《活魔人（From Beyond）》等。
  8. Catherine Wheatley, "'Behind the Perfect Smile, There is A World Inside That is Violent'," Sight & Sound, October 2024, 47.
  9.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d. Randal Johns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2.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 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11. Claire Colebrook, "From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to Corporeal Becomings: The Feminist Philosophy of Lloyd, Grosz, and Gatens," Hypatia 15, no. 2 (2000): 77–8.
  12.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李钧鹏 译：《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81页。
  13.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宋素凤 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长沙：岳麓书社，2024年，第83–84页。
  14. 同上，“导言”，第10页。笔者注：该译本将sex及gender分别译作“性别”与“性属”，本文引用时将其替换为“性”与“性别”，下同。引文标记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原文标记。
  15. Irene Costera Meijer and Baukje Prins, "How Bodies Come to Matter: 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Signs 23, no. 2 (1998): 275–286；范譞：《物质性与物质化：〈身体之重〉一书中的身体理论》，《社会》2012年第3期，第229–237页；何磊：《欲望·⾝份·⽣命：朱迪斯·巴特勒的主体之旅》，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7–116页。
  16. 《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导言”，第1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3页。
  18. 《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第8页。
  19. 同上，第9页。
  20. Anna Petronella Foultier, "Language and the Gendered Body: Butler's Early Reading of Merleau-Ponty," Hypatia 28, no. 4 (2013): 772–5; Jason Glynos, "Body, Discourse, and the Turn to Matter," in Language, Ideology, and the Human: New Interventions, eds. Sanja Bahun and Dušan Radunović (Ashgate, 2012), 173–5.
  21. Alfred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NLB, 1971), 34. 笔者注：此处译文转引自俞吾金：《物、价值、时间和自由——马克思哲学体系核心概念探析》，《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页。
  22. 〔德〕马克思、恩格斯 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23. "From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to Corporeal Becomings: The Feminist Philosophy of Lloyd, Grosz, and Gatens," 78.
  24. Susan Hekman, "Constructing the Ballast: An Ontology for Feminism," in Material Feminisms, eds.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0–1.
  25. 汪民安：《物的转向》，录氏著《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9页。
  26. 《性别麻烦》，第52–53页。
  27. 同上，第54页。
  28. 同上，第54页。笔者注：此处标记为笔者所加。
  29. 〔美〕艾德丽安·里奇 著，毛路、毛喻原 译：《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30.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8–9.
  31. 另有译名如“女性主义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女性新物质主义”等。
  32. 杨茜雯、戴雪红：《女性主义新唯物主义的物质身体观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67页。
  33. Bruno Latour, "How to Talk About the Body? 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Science Studies," Body & Society 10, No. 2/3 (200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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